首推被网友奉为经典的成功科学心理,评

最好的白癜风医院 https://disease.39.net/bjzkbdfyy/250315/f1vb8ws.html
今日推荐：《成功科学心理》作者：冯化平。搜索书名开始观看吧～

-----精选段落-----

第四章生存与价值的转向

不过必须注意，既然这里所断言的情况极为模糊，易于被否定，因此，这种看法仍然不能使我们免除下述一致性看法，即价值是进化过程进步的产物，对此所作的隐秘允诺只存在于实际情形之中，如同箭在一项命令的指引下具有了方向。就这方面讲，诉诸于进化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相反，它甚至揭示出一个更为严重的缺陷，因为，当我们将进化论视为价值理论的基础时，进化的目的并未得到说明，而且会产生一种不堪忍受的模糊。的确，在某种伦理的或美学的意义上，存在着种种人类进步的征兆，而且这些可能被当作信奉的对象，不过，最适生存的主旨，达尔文主义关于牙齿和脚爪的学说同样是合适的，它们导致所有合理价值的颠倒。

人的本性有时被用于定义和暗示着价值，他的自然倾向（渴望生存、爱、为幸福而斗争）为那些被广泛接受的价值判断提供了明显的标准。这种观点十分接近于这篇论文的主题，然而，它的现有形式是不值得考虑的。对一种命令判断的信奉——“按照你的自然愿望行动”——仍然是需要的；人类自然倾向在一个人身上常常是互相冲突的，而在不同的个人那里又有不同的表现。应当找到这样一些途径，它们使得信奉清晰明白；消除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的内心中自然倾向表现上的差异。

命令的根源

倘若规范价值建立于命令的基础上，那么，谁是命令者？或者说，它的起源是什么？如果对于一个起作用的价值理论来说，它的种种命令必须保证有信奉者的话，则上述问题就极端重要了。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凡是在历史上获利最大成功的价值理论，缘由恰恰就是那些命令可以一目了然，并且其理论可以毫无疑问地被接受的价值理论。

它们首先是植根于神启学说的不同伦理体系，在这里，上帝是命令者，其次则是各种法规体系。君主这个被委任的或被选择的人——不过总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和特定的起源——提出这些命令。同样，对命令的信奉或者是自动的或者是被迫的，如果命令所蕴涵的价值是有效的话，那么，信奉将被认为是必须的。

这里涉及的一个术语应当加以说明。人们或许会说，一个命令往往定义了一种价值，然而，履行命令则使之成为有效的。既然在接下去的内容里它的兴趣将集中在既被定义又有效的价值之上，所以，这里将不再反复地说明。

今天，宗教作为价值的源泉似乎是过时了，而法规因其范围过于有限以至于不能建立包罗万象的道德、美学和逻辑的价值，更不用说至今仍然蒙着一层阴影的反复无常的哲学。在这种困窘的情况下，我建议再度看看科学，不过不是重复那种徒劳无益地根据科学来理解价值的企图，而是努力理解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建立于它本身诸前提之上的科学，怎么能令人信服地为它的结论下定义（因为科学诸前提的本质是非价值的），而且还抱着一种捕获的希望，以为或许能将形式特点移植到价值理论中，而正是这种形式特点使得科学成为普遍接受和有劝说力的。

确实，我希望能表明，对行动所提出的一种命令的力量。往往被认作是价值的构造者，实际上就如同理论科学命题是一样，是通过同一方法论途径所产生的。

然而，进行科学判断的说服力与价值命题的劝说力的对比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主要的障碍，因为它必须战胜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科学命题在原则上是普遍有效的，可以由每个人予以检验的、“客观的”，与命令和信奉无关，同时也没有什么可以适用于价值。幸运的是，这种障碍已经为科学本身克服了。上个世纪的种种进展，多值逻辑、非欧几何、非交换代数学的出现，甚至像物理学这样的应用科学的发展，都清楚地显示出所有超出描述特征的陈述的科学断言的限度，以及由公认假设所制约的条件，只有在科学的某些深奥领域内，这些性质才是不明显的。对于任何一个愿意反思的人来说，它们在最简单的情形下是显而易见的。

“1＋1＝2”能被视为不可能反驳的事实吗？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不过有其条件，那就是，这个定理是由特定的算术假设推出的。作为一个假言陈述，如果某种算术公理是公认的，则“1＋1＝2”是明显真实的，是一种分析真理——不过，这也恰恰就是价值与命令之间的实际关系。作为综合命题，“1＋1＝2”在我们大多数经验场合下都不可能是真实的。当一加仑水加上一加仑酒精时，这一公式就不能成立了。而当该公式被运用于计算云层和观念时，一般都是错的。因此可以谨慎认为，这个定理并不适用于计算液体这样的整体，不过却适用于组成这种整体的分子量计算。但是我们迟早会学习量子力学，运用其新的方法来修改算术规则，并且最终不得不承认，就像一种轻蔑的批评所说的那样，科学定理和价值“乘的都是同一条漏船”。倘若这对科学的赞赏者是一个冲击，则他将会在一种更为重要的思想中找到安慰；他在科学中所发现的可赞赏的东西也许同样会出现于价值理论中。

科学判断力的起源

对精密的科学方法进行充分说明于这里的意图是很不必要的；我们这里只需要对从假设到证实这种演绎活动作概括了解。让我们重温一下一种被精心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理论，亦称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我们必须承认，根据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来看，牛顿的理论就显示出某些失误；后者能够更好地用来解释，不过它涉及一些不必要的复杂问题，尽管如此，它仍然能很好地解释科学假设伴随时间流逝的变异性）。

很多教科书往往缺乏根据地断言：在直接观察概括的水平上，物质粒子之间相互吸引遵循着反二次幂定律。人们看到苹果下落，目睹一件投射物体或炮弹的抛物线运动，看到月球和某些行星的运动，然后就以某种方式提出某种结论（公式里的字母都表示其通常的含义）。但是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即便牛顿这样的天才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它是可能的，则它必定是错误的，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是唯一的，简言之，解决这个问题的公式不可能从任何一组确定的观察材料引伸出来。

牛顿做的恰恰相反，他为这个问题假设（“使他自己相信”）了上述公式，尔后从中演绎出某些它所包含的唯一性定理。这些定理包括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地球表面物体的自由落体定律，以及无数别的定理。对于它们来说，共同的都是遵循着方法论上的品质，它们包含着某些可以测量和观察的参数和变量，既然这些定理表示这些变量间的数学关系，对某些变量的测度就会导致预见另外的变量。

当这种预见由进一步的观察予以检验时，理论——亦即假设和定理——就能够得到证实，而在证实之前，假设和定理既不是真的也不是错的。对假设的信奉为定理作了定义，确实，在证实之前，往往存在许多可能的假设，正因为如此，奉献才表现为似乎是合理的真理。假设的力量，就来自于假设所包含的与所观察到的东西之间的某些一致性。从演绎过程挑出一些突出的因素来说：演绎总是开始于一种假设，然后应用分析的方法将假设的结果形成为种种定理（有时称作法则，人最后在证实过程中根据直接经验来检验这些定理）。

证实并不是一个理想化的、适用于描述演绎过程最后阶段的字眼，因为它往往只是暗示着最终意义上真理的赠予。科学真理是没有终结的；后来的观察或许会与由演绎获得的定理相冲突，因而要求改变假设。也许，人们应当因此而更有节制地在面对当下观察时根据一种假设的当代力量来谈论，以确证来代替证实。但是，由于我自己确信不会导致这种误解，我将撇开这种谨慎，继续讨论证实问题。

科学中的证实绝不能被视为简单的和明显的，相当多的科学家忽略了演绎过程阶段所提出的内在的和困难的问题。忽略了这么一件事实，在这里加入了一种选择的因素。举例说，倘若一个人要求在预见和观察之间有精确的一致，则证实永远不会有结果。倘若我们需要在测量的可能误差内，或者一个业已被广泛采纳的专断测量上保持一致，证实虽然是可能的，但仍然是困难的；别的惯例可以被设想为使证实非常容易，因此也更少差别。

最后，有这么一些科学，例如精神病学，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心理学，是完全不同的，并且记在某些更为主观的方法来证实理论。老实说，我们应当因此否定这么一种常见的断言，即所谓证实是一种明显的和简单的调查手续，应当允许选择的干预以及所谓已有的证实原则。

使劝说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模式

我认为，由假设到形成种种定理，以至于后者与观察经验的对照这一过程、可以得出价值理论上的一个严肃结论。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个命令（假设人尝试接受这个命令并加以研究，或者将其结果与人的行动联系起来。这种程序并不新颖，尽管它因为有诡辩论之嫌而被置入冷宫，最后，这些结论必须得到检验（如果不是不合适的话），或者就像我在涉及价值问题将指出的那样，必须被证实（如果不是不能证实的话）。这最后一个阶段证实，又一次包含着一些往往被人忽视的问题。

为了明确起见，让我用一个简单模式来说明上述评价过程，但是读者不应当过分重视这一模式的简单化特点。与这里提出的见解密切相关的，是两个与科学中的假设和证实原则相对应的初始选择。在该模式中，我们选择圣经十诫为一方，选择笃信笃行这些组织信条生存为另一方，由于有了这种限制，现在得到了一个工作系统。从圣经十诫出发，我们为实践处境引出了种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如同科学定理一样需要详加解释。最终的价值系统，亦即由于对种种道德命令作选择而形成的伦理规范，便成为我斗胆称之为一种实验室戒律的东西，不过这正是它的实质。因为我们必须遵循该模式思维，并且假设，在一个被据此建立起来的社会中，这些规则（十诫）已经为所有公民试尝性地采纳，而且与其他社会之间只有微不足道的相互作用。我们必须花费足够的时间来观察该社会（我敢担保，这意味着许多世纪的时间），看看它是否能生存下去。

这只是众多模式之一。该模式中最令人讨厌的因素，特别是对于证实原则所作的简单选择，可以由组织中所有成员最大限度的幸福来取代，亦可代替以某种功利上的需求，物质财富的获得，如此等等。而命令则可能是黄金律，可能是道家所津津乐道的静，也可能是孔子的实践概念。这里的任何一对都可以与前面的证实原则结合起来，而最终则会产生一种完善的和有效的伦理系统。

我们这里的模式适用范围还比较狭窄，它只适用进行伦理评价。然而，这里所提出的方法，以及对于证实原则和戒律的适当选择，则可以被推广到审美观念上，它不需要被延伸到真理领域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已经在那里得到应用并有成功的表现。

在这里并未推荐任何选择，而是主要集中于价值理论必要的方法论的一些形式因素上。主要这种方法论常常引起争议，而且这种普遍的争议持续动摇着价值的基础。因而在缺乏文化内纽带的情况下，极需一种稳定性和完整性，鉴于这种状况，方法论上的一致性，甚至在其对于方法论进行明确的陈述，对于建立这种纽带就是至为关键的了。

然而，由这种见解所能带来的哲学成果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它给传统的混乱和困境带来了条理性。通过揭示两个关键条件、命令和证实，通过对其加以明确的区分，它表明，为什么建立在享乐主义、幸福论和功利学说基础上的伦理学系统从不能真正确立？因为这都是些缺少命令的证实原则。同样，它也解释了为什么恪守圣经十诫或黄金律——除了那些抛弃价值方法论全部范围的信仰者之外——将不可能建立具有确定性的价值系统。换言之，它是规范的。

由于这种见解同时考虑到了责任和利害两方面，因而解决了伦理学中责任和利害谁先谁后这个历史难题；因为责任往往需借助命令才能得以实行，而利害在某种意义上也需要通过证实的原则来判别。最后，它也表明，当康德致力于通过他所谓绝对命令来提出一种伦理学时，是如何导致失误的。这个绝对命令对于事实上只是经过模糊表述的证实原则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最不适宜的名称，价值不是由单性生殖而产生的，而是根源于由一组命令所确定的证实原则的产物中。

作为价值实验室的人类历史

这里提出予以讨论价值模式的人为性质是令人厌倦的，它要求进行一种社会试验，要求进行对话式的交流，要求建立一种国际空间。它似乎是打算进行一种社会活体解剖，然而在这方面尚未作过任何尝试，那种寻求价值的人与天文学家需要一种特殊的宇宙试验一样，需要一种社会实验室，由于世界就是他的实验室，所以人类历史就是价值的实验场。一旦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图式的人为性就会立刻烟消云散，因为，我们难道不是一直在